第二天早饭后，邓小平夫妇由会昌县委领导陪同，分乘4辆小车，前往周田参观。

　　前头引路的还是地区警卫黎新泉乘坐的“嘎斯69”。第二辆是伏尔加，车上除邓小平夫妇和黄文华外，还多了一位女同志。她叫徐加贞，是会昌县妇联主任，专门陪同卓琳的。徐加贞原想乘坐后面的车，卓琳亲热地将她一把拉到了自己的车上。

　　汽车开出招待所大门，车上的邓小平瞧见对面的体育场人头攒动。他问徐加贞：“里面在干什么?”

　　徐加贞告诉他：“这几天正好我们县里开物资交易会。这是交易会会场。”

　　邓小平像发现了什么宝贝，欣喜地对卓琳说：“我们自进城后还没有逛过庙会，回来时去看一看。”他知道庙会是个热闹场所，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汇集在一起，是了解民情的好地方。

　　车到周田。邓小平和卓琳由众人陪同，循着盐矿生产线看了一遍，还收下了盐矿赠送的一小袋细盐作纪念，没多停留，就急着回县城。

　　回到县城，县里的同志对他说：“我们先到老县委去看看吧!”“老县委”就是苏区时中共会昌县委机关驻地。它在会昌城内的孔圣殿旁。邓小平任会昌县委书记时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这时，老房子已拆除改建成县法院，只剩下一株四人合抱、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榕，依然屹立在那儿。邓小平在县委领导陪同下来到这个地方一看，连说：“这里都变了样呀？这棵大榕树还在！我住在这里时，经常在榕树下看书看报。”

　　县委的同志告诉他：“旁边的孔圣殿还在。”

　　孔圣殿当时是会昌县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方。于是，他又到孔圣殿看了看，并在那儿休息了片刻。

　　从孔圣殿出来，邓小平和大家一起来到县城体育场，参观交易会。

　　体育场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场内四周临时搭起数十个小棚子。说是交易会，其实是县城各商业部门和全县各基层供销社，各占一个棚子、摆上参加交易的商品。场内还有一些出售馒头、油条一类点心的小摊点。在那个商品短缺的动乱年代，举办这样一个交易会，尽管参加交易的商品品种单调，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顾客。

　　邓小平从体育场东门悄然进入场内。他顺着摊点，挨个地询问各类商品的价格，问了棉纺问五金、问了五金问文具，还问了一些中草药材的价格。

　　一个由国营饮食服务公司摆设的摊点前，一位老表正在吃馄饨。邓小平微笑着上前与老表交谈，询问了价格。他又问一位吃粉干的老表：“你一天的工分值多少钱?”那位老表没好气地回答：“还不到两碗粉干钱！”邓小平听后点点头。

　　这样沿着摊点从东到西，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整个交易会都看遍了。

　　快要走出西门离开交易会场时，一位眼尖的售货员突然认出了邓小平，禁不住惊呼起来：“邓小平！”话音未落，在场的人们又惊又喜，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邓小平身上。

　　听到人们的呼喊，邓小平回转身微笑着朝大家挥手致意。

　　上午的参观活动，邓小平了解到不少情况，很开心，午餐时有说有笑。席上有一盘啤酒生焖鸭。卓琳尝了一块，对邓小平说：“这菜味道很好。”

　　邓小平夹了一块放进口里，朝卓琳点点头：“唔，不错，可惜还没有你们家的好吃。”

　　卓琳笑笑对大家说：“我们家原来是资本家。”

　　邓小平接话：“是资本家，但不大，是中等资本家。”说完笑了起来。

　　卓琳原名叫浦琼英。她的老家在云南宣威县。她父亲浦在廷，原是云南著名的宣威“火腿大王”，曾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任旅粤滇军军需总局局长及烟酒公卖局局长，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孙中山病逝后，他被陷入狱，革除军职；日寇侵华，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所办实业一蹶不振，家道中落。浦在廷1950年病逝，终年80岁。卓琳共有七兄妹，她最小。1931年15岁时，她说服家人同意，只身前往北平读书，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她的两个姐姐受她的影响，也来到北平读书。她有满腔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冬又和自己的两个姐姐一起，毅然奔赴延安，投入到抗日救亡洪流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39年9月与邓小平结婚。

　　按预定计划，8日下午先去会昌文武坝参观，然后再去瑞金。文武坝原叫文屋坝，是个大村庄，在会昌城东北约3公里。这里原是1933年9月成立的中共粤赣省委和省苏政府机关驻地。1934年夏，受到王明“左”倾路线排挤的毛泽东来到会昌视察期间，曾在这里居住过，还将“文屋坝”改名“文武坝”。7月23日，毛泽东由粤委书记刘晓、军区司令员何长工等陪同，登上会昌城外高峰岚山岭，回来后就在这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清平乐·会昌》。

　　邓小平在会昌当县委书记时，曾多次到过文武坝，还在这里参加过劳动，对这里的情况熟悉。不过毛泽东后来在这里居住的情况，他就不太清楚了。他和卓琳来到文武坝，与众人一起在村子里转了转，看了看当年自己劳动过的地方和村前的鱼塘、村后的防空洞。在毛泽东当年居住的屋子里，县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向他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视察南线和填写《清平乐·会昌》词的情况。邓小平听完，深有感慨地说：

　　“毛主席当时也是受排挤的。”听了这话，在场的人们联想到邓小平现在蒙冤受屈的处境，大家都默不作声。

　　邓小平要离开会昌了。会昌的同志像当年送别红军一样，依依不舍地给邓小平夫妇送行，一直送到五里排，进入瑞金县境。

　　工作人员担心小路坑坑洼洼不好走。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您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欢迎您回来!”

　　邓小平一到瑞金，瑞金县委领导同志见到他时，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听到这句话，邓小平感动不已，紧握着瑞金县委领导的手，久久不放。

　　瑞金宾馆也有幢“一号楼”，也是专门为毛泽东回瑞金而准备的。邓小平夫妇也被安排下榻这幢楼。

　　考虑到苏区时邓小平在瑞金工作时间最长，这次安排在瑞金停留时间也最长。

　　9日上午参观沙洲坝。邓小平和卓琳由瑞金县人武部部长潘学义等陪同，先看了毛泽东的旧居“元太屋”和“红井”，接着看了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然后，来到设在沙洲坝的江西省九O九地质大队，听取了大队工作情况汇报，还十分内行地参观了地质标本室、化验室，与技术人员交谈了一会儿。

　　按原定安排，参观完九O九地质大队，就返回宾馆休息。

　　汽车往回开了一段路，邓小平不太满足似地问坐在车上的潘学义：“红军总政治部好像在这什么地方？”

　　“就在这附近的乌石垅。”潘学义告诉他。

　　汽车停下。去乌石垅不能通车，邓小平说：“走路去吧!”

　　翻过一座小山岗，到了乌石垅村的“杨氏私祠”。这是一幢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门前一棵千年古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屋后一片青松，苍翠挺拔。邓小平站在房前看了看，连连摇头：“不是这个地方！”

　　原来这是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总参谋部、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室、秘书室等单位设在这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住在这里，总政治部并不设在此处。

　　陪同的同志又带领邓小平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古樟掩映的下肖村一幢房子前。他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这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还不是这个地方。”

　　总政治部旧址在哪里?那时，无论是革命斗争史的宣传，还是革命旧居旧址的宣传，都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与此无关的往往忽略掉，连瑞金革命纪念馆有些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红军总政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

　　邓小平朝四周环视一遍，略略沉思片刻，问：“白屋子在哪里?”

　　陪同的人们答不上来。好在有几位下肖村的老人在场。老人们告诉大家：下肖村西边约1华里有幢白房子，那就是。

　　邓小平来了劲头，丢掉手中的烟头，说：“走，看看去！”

　　从下肖村到白屋子，要经过一片田。田中东倒西歪的甘蔗挡住了小路。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和另一位同志，只好一边拨开拦路的甘蔗，一边在小路两侧护着邓小平行走。邓小平连连示意不要扶他，踩着田塍小路健步朝前走去。

　　小路尽头，果见一幢外墙粉白气势恢宏的民居兀立于眼前。邓小平快步上前，连说：“对!对!就在这里！”他转身问县里的同志：“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座小庙，怎么不见了?”

　　一位当地老表证实：“不错，是有一座。1958年大跃进时拆掉了。”

　　“白屋子”建于1851年，因房子后墙粉得雪白而得名。它是赣南典型的客家民居。中间的大厅分上下两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5间侧房。现共住有8户杨姓居民。

　　邓小平迈进大厅右侧小门，稍稍打量了一番，指着左侧第一个房间说：“这是总政治部秘书处办公的地方。”

　　他又推开第二间房门，说：“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

　　瑞金纪念馆的同志感到谅讶：“过去我们怎不知道这些情况呀?”

　　邓小平继续往前走，就像一位导游，一一告诉大家：“这一间是总政组织部办公室；那间是武装动员部办公室；王稼祥主任住这一间；杨尚昆主任住另外一间……

　　瑞金纪念馆经过多方调查，果然证实：红军总政治部于1933年5月从前线迁驻此地。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此。王稼祥、贺昌、袁国平、杨尚昆、邓小平等也住在这里，直到1934年7月才移驻云石山。大家对邓小平惊人的记忆力十分钦佩。

　　邓小平从白屋子左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右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正是红薯收获季节，有几位老表在忙着晾晒红薯粉。邓小平随手拉过一张靠背竹椅坐下，从口袋中抓出一把中华香烟，对那几个老表说：“来，歇一歇，抽支烟!”说完，将烟一一散发给他们，自己也点燃一支，和蔼地问：“你们这里一共有几口人了?今年收成怎么样?”

　　老表们已经认出是邓小平，兴奋地赶紧将分得的中华烟塞进口袋，舍不得抽。大家抢着回答了他的问话。邓小平与他们交谈了大约十几分钟，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并与大家握手告别。

　　离开白屋子时，瑞金纪念馆的刘礼青请教邓小平：“老首长，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

　　邓小平手一挥：“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

　　大家一路说笑，直到中午12点才回到宾馆。

　　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又前往叶坪和云石山参观。

　　第二天整天都是参观瑞金的县办工业。

　　上午，先看了县机床厂、电线厂，接着驱车来到红都糖厂。糖厂领导事先安排厂生产科长黄达明具体负责向邓小平介绍厂里的生产情况。

　　看到邓小平下车，黄达明赶紧上前问候：“首长好！”

　　“你姓什么？”邓小平一边握手一边问。

　　“我姓黄。”

　　“噢，小黄!”邓小平亲切地说。

　　黄达明和厂领导领着邓小平一行先来到厂办公楼会议室休息。会议室的茶几上摆好蜜橘和糖厂自产的糖果，还泡好了加有白糖的茶水。

　　邓小平拈起茶几上的糖果问：“这是你们厂自己生产的吗?”

　　黄达明连忙回答：“是！”说完，剥开一颗递过去：“首长尝一尝。”

　　邓小平尝了一颗：“唔，蛮甜！”又喝了一口糖茶水。

　　黄达明剥好一个蜜橘递过去：“首长再尝尝这个。”

　　邓小平接过看了看，说：“喝了糖茶，再吃橘子，嘴巴是苦的，外国人吃橘子，都用纸一个个包装好，那样才卫生。中国人穷惯了！”说完，他摇了摇头。

　　将橘子放回茶几上。随后，他问这个厂是什么时候建的？厂里有多少工人？每个工人劳动生产率多少?都生产些什么产品?黄达明一一作了回答。

　　大约坐了20分钟，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小黄，走，到车间去看看。”

　　黄达明告诉他，从办公楼去车间，走大路有一段路。邓小平问：“有没有什么近路?”

　　黄达明回答：“有条小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他们沿着小路先到澄清工段。要登上一座楼梯，黄达明生怕邓小平吃不消，上前扶他。邓小平摆摆手，朗声说：

　　“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呢！”

　　跟在身后的卓琳听了，嗔怪道：“又吹牛皮。还没有吹够呀！”

　　“这不是吹牛皮，干20年，没什么问题!。”邓小平信心十足。当时他已68岁。

　　邓小平一边看，一边问每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黄达明作了详细介绍。

　　来到酒精车间，他问：“你们的酒精多少度??

　　“95度。”

　　“多少?”邓小平没听清，又问。

　　黄达明又说了一遍。

　　卓琳凑近他耳边：“我都听到了，你还听不到?耳朵又背了?”

　　邓小平辩解：“不是耳背嘛，是噪声太大。噢，是95度。”

　　他又问：“这种酒精做什么用呀?”

　　黄达明告诉他：主要做医用和做溶剂。

　　“还有一种用途你没说到，酒精还可以开汽车。”

　　“我没听说过。”黄达明坦率地回答。

　　“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邓小平说这话时，神情很深沉。

　　他们又来到糖果车间。车间内，有些工人在用手工包糖粒，有些工人在用机器包糖粒。

　　“手工包糖每人每天包多少?”他问。

　　“八十来斤吧!”黄达明答。

　　“机器包糖呢?”

　　“四百来斤。”

　　“为什么不用机器包？”

　　黄达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人多嘛!”

　　“不能那样说。人多，可以安排一部分人生产，再送一部分人去学习嘛。”

　　邓小平站下，认真地对黄达明、也是对糖厂的领导说：“小黄，你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黄达明连连点头：“对!对!”

　　从糖果车间出来，邓小平意犹未尽，问：“小黄，还有哪个车间没有看?”

　　“还有发电房。”

　　他还想去看看。这时，厂里的工人们听说邓小平来厂参观，都想看看这位瑞金的老书记、老首长，道路两旁挤满了人。警卫人员怕出事，劝住了。

　　糖厂参观用去1小时20分钟。临走时，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摇下车窗玻璃，抬手将黄达明叫到车前，亲切地说：“小黄，到北京来我家玩!”

　　黄达明连声道：“谢谢老首长！谢谢老首长!”

　　邓小平握了握黄达明的手，挥手与大家告别。

　　10日下午参观县塑料厂和工艺美术厂时，出了一点小“风波”。

　　瑞金县塑料厂设在县城云龙桥头的廖屋坪旁边。廖屋坪有条小街，是县城的农贸市场。这天正好是星期天，虽已到下午，街上卖菜的、摆摊的，还有不少人。

　　邓小平从塑料厂参观出来，本该上车前往县工艺美术厂继续参观，但他发现路旁是个大集贸市场，便径自兴致勃勃地朝那儿走去。他这儿瞧瞧，那儿看看。

　　在一个卖草鞋、草饭袋子的小摊前，他停下伸手提起一个草饭袋子端详了一会儿，对身旁陪同的人说：“当年，我们在瑞金就是用这个煮饭吃的。好香嘞!”

　　苏区时，在瑞金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用这种席草编织的小袋子煮饭吃。每人将自己的定量大米放进袋子里，用绳子将袋口一扎，丢进大铁锅里煮。这种草袋子饭香是香、可当时定量少，还要节约粮食支援前方，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不过，红军都是钢铁汉，肚子不饱照样干革命。邓小平更是个乐天派，所以说起当年的草袋子饭，其乐也融融。

　　街旁有家卖米酒的小店，一位老大爷倚着柜台在喝酒。邓小平走上前去，操着四川腔与老人攀谈：“您老喝酒呀?”

　　老人惊愕地点点头。

　　“这酒是哪里产的?”

　　“本地产的。”

　　“您喝酒不要菜呀?”

　　老人又是点点头。

　　这样走走看看，大约走了一百来米远。这当儿，有人认出了他。“邓小平回来啦!”消息不胫而走。街上的人们闻讯，都朝邓小平拥来。

　　警卫人员和县里陪同的领导，赶忙护卫着邓小平徒步前往设在县城八一路旁的县工艺美术厂，在那里参观了约40分钟。

　　待他从厂里出来时，街上已经聚集很多人。大家争相一睹瑞金县老书记的丰采，几乎将整个八一路都挤满了。

　　邓小平满面笑容，向人们挥手致意。

　　这天晚饭后，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来到瑞金宾馆。她叫罗志才，就是邓小平当年在瑞金当书记时与金维映一起从李添富乱杀“社党分子”的屠刀下抢救出来的那个县妇女委员会主任。当时，邓小平培养她当了县妇女部长。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志才编入县游击队，担任了游击队连长。在残酷的斗争中，游击队被打散，她也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蔽下来。1949年瑞金解放后，她回到组织怀抱，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担任了县保育院院长，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遭到迫害。这次听说邓小平回来了，她想起邓小平和金维映的救命之恩，立即赶来看望，希望老领导能再救她一次。

　　正在门口值班的宾馆钟副经理看见罗志才，忙问：“志才，你找谁呀?”

　　罗志才说明来由，钟副经理十分同情地告诉她：“首长正在休息，警卫肯定不让你见他。你最好写个条子，由我交给他的随行人员，看看能不能见着。”

　　罗志才找来纸笔，写道：“欣闻小平同志来瑞，我感到万分高兴。想当初我是在李添富的屠刀下由阿金挽救我出来的，要求见一面，叙谈叙谈，感到荣幸。此致敬礼。罗志才。”

　　钟副经理接过条子，进到室内找到随行的同志，将条子交给了他们。过了一会儿，钟副经理被告知：“这次小平同志主要是下来走一走，没有工作任务。下次小平同志回到北京，有机会可以写信去。”

　　罗志才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宾馆。据说，1973年邓小平回到北京不久，就写信给罗志才，要她到北京去。罗志才果然去北京住了一个多月。

　　为让邓小平夫妇能休息半天，11日上午没再安排参观。邓小平利用这个时间，请县里的领导和瑞金纪念馆的负责同志一起座谈。

　　他坐在长沙发上，摘下帽子朝沙发扶手上一搁，一边吸烟，一边静静地听取瑞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常美江汇报全县情况。听完，他缓缓地对大家说：

　　“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顿了顿，他接着说：

　　“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话语虽短，却一鼎千钧。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对邓小平说：“首长，您看了毛主席在端金的旧居，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示意坐在身旁的常美江让开，抬手叫刘礼青坐到自己身边，说：“宣传毛泽东的活动，光看几个旧址，还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况。应该有个纪念馆。纪念馆宣传的内容，应该从井冈山斗争宣传到遵义会议。整个这段历史都应该宣传。”

　　邓小平历来主张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这段话，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瑞金纪念馆后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拨款修建新馆。江西省文化厅陆续拨款20余万元，对瑞金纪念馆进行扩建，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充实了展览内容。

　　陪同邓小平赣南行的同志都纳闷：邓小平为何一到瑞金，就一改原来的沉默寡言，说话多了起来?大家猜测：大概是他与瑞金有着特殊的感情吧?

　　这种猜测不是没有依据。到了1986年，他还十分关心瑞金的教育事业，特意为瑞金第一中学题写了校名。1991年9月，江西省委、赣州地委和瑞金县委隆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谁也没想到，他竟欣然命笔题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并请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同志当面将这幅题词交给瑞金县的同志。

　　看到县、社的同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要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提出了一连串有关生产力和农民生活的具体问题。

　　11日下午，邓小平与卓琳离开瑞金前往宁都，途中顺便参观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大柏地战斗遗址。

　　按说，苏区时宁都留给邓小平的印象也许并不美好。他不仅在这里挨过批斗，还在这里的农村“劳动改造”过。他的心灵深处，曾留下过深深的伤痕。然而，这些事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来说，毕竟是过眼云烟。他知道，自己受批斗也好，劳动改造也好，都不是党的过错，更不是宁都人民的过错，而是“左”倾错误领导造成的。宁都人民同所有的苏区人民一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有16000余名革命烈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不论是苏区还是现在，邓小平对宁都人民都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眷恋之情。

　　12日早饭后，县里的同志安排邓小平夫妇前往黄陂参观调查。

　　黄陂是宁都县闹革命最早的地方，也是苏区时红军反“围剿”的重要战扬。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期，毛泽东、朱德按照红军总前委新余“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选择黄陂作为红一方面军战略退却的终点。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朱德等一起制定了红军反“围剿”战略反攻计划；领导红军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战前动员；在黄陂以北16公里的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动员大会时，毛泽东亲笔写下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著名对联。1930年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这里发布歼灭进犯龙冈之敌的命令。12月30日，红军获得龙冈大捷，歼敌9000余人，活捉国民党师长张辉瓒。4天后，在黄陂东北的东韶，红军又歼敌谭道源师过半。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总部移驻黄陂以北的小布村，接着在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2月下旬，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率领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等机关，从小布再次进驻黄陂的山堂村，领导苏区军民作好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准备，直到3月26日才离开这里。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黄陂充满着神奇的色彩。邓小平当年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斗，但他对毛泽东在黄陂期间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所创下的战争奇迹，早已神往。这次重返宁都，既使县里的同志不作安排，他也会提出到那儿去看看。

　　汽车卷着黄尘疾驰，不到上午9点半就到了黄陂圩。邓小平和卓琳由县委和黄陂公社一位负责同志带领，乘车前往观音排村和山堂村，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又乘车到丁家排，参观了朱德总司令旧居和红军总部旧址。邓小平伫立在毛泽东旧居前，举目远眺黄陂周围那绵延起伏莽莽苍苍的层峦叠嶂，仿佛眼前腾起了弥漫的硝烟，耳边响起了红军战士与敌人厮杀的呐喊……

　　参观完毕，返回设在黄陂圩的公社会议室休息。邓小平要县、社的同志谈谈情况。

　　看到县、社的同志要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接着提出了一连串具体问题，如：宁都现管辖多少公社?黄陂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土地?亩产多少?机耕面积多少?有几台拖拉机?标准台有几多?电力照明多少度?农民人平纯收入多少元?他一边问，县、社的同志一边回答。问到拖拉机有多少标准台时，公社的同志搞不清什么叫“标准台”，也不懂如何折算。邓小平耐心地作了解释。座谈中，他没有作更多的评论，只是将那些令他失望的数字，默默地记在心中。

　　公社从小布买回些金桔，还搞来些芝麻片、花生糖、兰花根、鲜红薯丝团等当地特产糕点，请邓小平夫妇品尝。

　　邓小平拈起一块芝麻片，尝了尝，说：“这个东西做工精细，又薄又脆又甜。卓琳，你可以吃点。”卓琳尝了一片，赞许说：“确实很好吃。买点回去给我们小孩尝尝。”

　　小布的金桔，鸽卵般大小，金黄金黄的。邓小平尝了一颗，连说：“这个桔子好漂亮、好看又好吃，也买点回去给小孩尝尝吧。”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邓小平是位慈父，卓琳更是位慈母。

　　黄陂的油炸鲜红薯丝团，别有风味。邓小平拿起一团瞧瞧，不知为何物，问：“这是鳙鱼头吧?”人们告诉他：这是用鲜红薯切成丝拌淀粉油炸而成的。邓小平咬了一口：“啊，好吃！”

　　临走时，黄陂公社果然送给他们20斤小布金桔和两小包芝麻片。邓小平让卓琳付钱。公社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卓琳，只好把钱收下。

　　返回县城的路上，他们还顺路到七里村江西省委旧地和县农机厂看了看。邓小平向县里的同志：“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斜面寨?苏区时，红军攻了好久才攻下。”

　　县里的同志回答：“是有一个，离县城10华里。”“斜面寨”又叫“翠微峰”，奇峰壁立，耸入云天，十分险要，是宁都的一个旅游景点。

　　“能不能去看看?”

　　县里同志说不能通车。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好，好，不去看了。”

　　他还想去看看宁都县城的集贸市场。但随行人员怕再出瑞金城里那种“风波”。于是他心愿未遂。

　　午饭后，稍作休息，就前往参观宁都县“毛泽东实践活动纪念馆”，约半小时。

　　广昌县前来迎接的县革委会副主任邓大德已到宁都城。邓小平夫妇只好按原定计划，离开宁都，前往广昌。

　　广昌，是邓小平历时9天的赣南之行的最后一站。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邓小平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

　　广昌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邓小平以前没来过广昌。这次到广昌，在下榻的县招待所，他对前来迎接的县人武部部长孟保民和县革委会副主任邓大德说：“过去保卫广昌，却没有到过广昌。现在到了广昌，了了这个心愿。”

　　喝茶休息时，他问邓大德：“那个万年亭还在不在？”

　　万年亭，是广昌县高虎脑南大岭夹山坳公路旁的一座古凉亭。1934年8月5日至7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高虎脑顽强抗击国民党军6个师十数次的轮番进攻。毙伤敌4000余人。战斗中，彭德怀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座古亭。邓小平当时对高虎脑战斗十分关注，曾连续编发3篇专稿，在《红星》报发表，高度赞扬高虎脑战斗中红军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介绍了红三军团在高虎脑战斗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

邓大德告诉邓小平：万年亭已在战斗中遭炮火毁坏，至今未修复。邓小平点点头，不无遗憾。

　　他们还谈到广昌保卫战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很想到实地看看当年博古、李德是怎样瞎指挥、红军战士又是怎样浴血苦战的。邓大德告诉他，明天看看广昌革命纪念馆，再到沙子岭一带看看，就更清楚了。沙子岭即今长生桥，往抚州方向，距广昌县城7公里。

　　聊到这里，邓小平问邓大德：“你姓什么?”

　　邓大德答：“我姓邓。”

　　邓小平诙谐地说：“啊，是老华，老华。”(“老华”即同姓的意思)接着又问：“叫什么名字?”

　　“叫大德。大小的大，道德的德。”

　　邓小平笑了起来：“你‘大德’，我‘小平’”。

　　邓大德连忙说：“您是老前辈，老首长。”他请邓小平夫妇在广昌多住几天。卓琳解释：

　　“我们要服从中央的安排，不多住了，明天就走。”

　　当晚，广昌县委领导请邓小平夫妇在招待所小餐厅看电影《小保管上任》。

　　这是一出由广昌县采茶剧团创作演出的独幕采茶戏，乡土气息浓郁。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它拍成了电影。“文革”爆发后，这个戏被诬为“大毒草”，影片也被封存。广昌的同志冒着风险，将这部影片拿来放映。

　　似沉闷的夏夜吹来一丝凉风，这部影片给邓小平带来欢乐。电影放完后，邓大德请他提提意见。他非常满意地说：“县里能拍出这个戏，很好。”

　　这件事，在后来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果然成了邓大德的一个罪名。造反派指责他“将封存的影片也拿出来给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看。”邓大德对此不屑一顾。

　　广昌是邓小平赣南之行最后一站。按原定计划，13日早饭后看完纪念馆和沙子岭战场遗址，就离开广昌，前往抚州。

　　邓大德再次挽留邓小平多留半天。邓小平笑着回答：“不再坐了，还要赶路呢!”

　　邓小平夫妇离开广昌，当天中午赶到抚州。

　　赣州军分区副政委崔永明和负责警卫的黎新泉，与广昌县的邓大德等一起，一直护送邓小平夫妇到南丰县城。

　　邓小平和卓琳与送行的同志一一握手道别。卓琳热情地对侍卫一路的黎新泉说：“小黎子，感谢你!以后来北京，请到我们家来玩！”

　　他们在抚州住了两晚，参观了几家工厂。临川县的青莲山麓有口温泉，邓小平去那儿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温泉澡。

　　12月15日，邓小平夫妇回到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

　　邓小平这次赣南之行，历时9天，参观访问了7个县市。用他自己的话说，既“了了心愿”，又接触了社会，调查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只是当时虽然毛泽东有意让他回京工作，毕竟他还处于那样的环境，仍是“前途未卜”，因而沿途他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尽管自己仍身处逆境，始终没有忘记人民。赣南的许多地方，他都想去看看，特别是想多和普通百姓们聊聊。他希望多多了解百姓的疾苦，多听听百姓的呼声。可惜他这次赣南之行，没能完全如愿。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他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

　　邓小平来赣南时，天空阴沉沉。他离开赣南时，天空仍灰蒙蒙的一片，不过天际有了些许亮光。太阳终久是会出来的。

　　赣州古城有座贺兰山，山顶建有一座郁孤台，俯视着台下滔滔北去的赣江水。南宋伟大诗人辛弃疾驻兵赣南时，曾登台北眺长安，目睹国家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惨景，忧国忧民之心如焚，挥笔填词写《菩萨蛮》词一首：

　　郁孤台下清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

　　山深闻鹧鸪。

　　邓小平在赣州停留时，郁孤台早已荡然无存。他没能前往凭吊遗迹，似稼轩老人登楼北望京城，然而可以想见，他的那颗忧国忧民之心，早已飞到了首都北京。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深山传出的阵阵鹧鸪啼唤，阻不住巨人北去的脚步。

　　赣南人民在焦急地等待。

　　全国人民在翘首以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