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发镇正在给前来兴国参观的游客们讲红军故事。特约记者赖福鑫 摄

    兴国县长冈乡87岁的老红军钟发镇，其一生充满了传奇与坎坷：15岁参加红军长征，走过了泸定桥，在炮火中为李先念翻译了西安事变的电报，经历了惨烈的古浪战役后被国民党部队俘虏，30多年后才恢复了红军身份。7月20日，记者来到老红军家里采访时，老红军热情地向大家讲述了那段交织着艰辛与激情的岁月。

    人不足枪高一心要当红军

    1932年，钟发镇只有12岁，正在长岗列宁小学读书。一天，村里有个14岁的同班同学要去参加红军，途中碰上了钟发镇，便鼓动他一起去当红军。到招兵的地方一比，钟发镇还不足步枪高，招兵的干部劝他回家去，他却缠着要当红军，招兵的干部没有办法，就说：“那你就去当招呼兵吧。”

    招呼兵就是红军医院的卫生兵，先得去红军军医学校招呼兵训练班培训一年半，再分配到红军医院工作。报名参加红军的第二天，钟发镇被送到了兴国县后方医院，照护伤员一年多后又被调到瑞金做了半年医护员，1934年又被派到于都的第一后方医院。当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钟发镇被分配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当宣传员。

    红军宣传员比野战部队还要辛苦。每次行军，宣传员都要先出发，在途中的山坡上或桥头上宣传鼓动，比如过夹金山，部队是白天登山，宣传队却是每人背一竹筒姜汤，半夜开始登山，在沿途险要处留下来，待野战部队上来时进行宣传鼓动。野战部队通过以后，宣传队留在后面收容掉队的官兵。钟发镇说，他当时仅十四五岁，不知道什么叫苦和累。

    趴在木板上爬过泸定桥

    “过泸定桥对我是个艰难的考验。泸定桥太高，桥下水太急，湍急的水声震耳欲聋，一站到桥面上，铁索桥就晃个不停。大人扶着桥栏杆过河，可我个子小，抓不牢桥两边碗口粗的护栏。我吓得心扑通直跳，只好闭上眼睛，趴在先头部队铺好的木板上，像蜗牛一样爬着过了桥。”钟发镇滔滔不绝地讲起往事，说到激动之处，老人还不停地做起手势。

    1934年，钟发镇作为红五军团政治部的宣传员跟随中央直属部队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征途非常艰辛，随时面临着危险。特别是在突破湘江、乌江防线时，必须抢在国民党部队到来之前限时通过。为此，部队准备了三天三夜的干粮，一夜未合眼。饿了，咬几口玉米；渴了，喝几口路边积蓄的雨水。 

    古浪战役惊险突围

    “后来的长征路途更为艰苦，一路爬雪山、过草地。记得有一次过草地后一条30米宽的河挡住了去路，红军们一个个手拉着手过了河。但我年纪太小过不去，是拉着军长孙玉清的战马尾巴，被拖过了河。”钟发镇回忆道：“后来，我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九军当译电员（电报翻译员）。在随军西征至甘肃古浪县时，遭遇了国民党的近两万骑兵。战斗从清晨战至黄昏，敌人还动用了飞机，古浪城外的阵地前尸横遍野，最后不足200人突围。古浪战役失利后，红九军进行了缩编，我被编入李先念的红三十军。” 

    炮火中翻译西安事变电报

    “1936年12月12日，我们在甘肃永昌与国民党部队展开激战。当时，我正在李先念的房间里接收一份电报。炸弹一响，我就趴在地上。后来炸弹在李先念的门口爆炸，烟灰把屋子全蒙了起来。为了躲避炸弹，李先念让人在门前挖了一条战沟。”

    “战沟刚刚挖好，过了一会，又一颗炸弹在门口爆炸，屋子里堆满了灰，电台、桌上全是厚厚的一层。”待钟发镇从灰堆中扒出刚接收的电报时，发现这是一份从延安发过来的紧急电报。电文是：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

   “怕翻译错误，我逐字逐句译了3遍。刚译完，国民党飞机就扔下一枚炸弹，屋内升起一股烟雾。我连忙躺倒在地上，耳朵嗡嗡作响。我摸索着爬出门外，这时又一枚炸弹把房子炸塌了，我被掀起的泥土埋了起来，幸好没有受伤。我飞跑着把电报交到了正指挥作战的李先念手上。接过电报，李先念连问我几遍：‘小钟，这份电报有没有翻错？’我回答：‘没错，肯定没错，对了好几遍了。’” 第二天，国民党军队还在对钟发镇所在的部队进行猛烈攻击，“我们就拿着大喇叭对着国民党的阵营高喊，‘我们一起打日本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因为这份电报意义重大，后来钟发镇在给别人讲到这一段时，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份电报长达七页。

    被俘后艰难逃脱

    红三十军行军到康隆寺，再次遭遇敌人围攻，电台被毁，部队分散突围，总部下令向新疆转移。军部张特派员带着钟发镇等８个机关干部一起向新疆转移。一路上，又碰到几名走散的红军战士。

    走了一天后，他们走到祁连山山顶，找了一些木材生火，住了一个晚上。由于缺乏游击常识，沿途没有掩埋燃烧过的火堆，第二天早上，被敌人循迹追来，在一个山沟里被敌人包围并俘虏。个子较小的钟发镇和另两名四川籍红军被送到青海西宁。钟发镇被送到一个敌团长家里，照顾团长70多岁的父亲。钟发镇回忆道：“敌团长的小老婆是江西樟树人，平时对我多有照顾。”一年多后，钟发镇等人又被送到青海工兵营。在那里，钟发镇一待就是两年多。

    1941年，工兵营要去城里领粮领钱，军需官要一个人陪他前去。这趟“美差”落到了钟发镇头上。“到了西宁后，我要求请两个小时假，说去团长家里看望他的父亲。”得到批准后，钟发镇到了敌团长家，但没有见敌团长的父亲，而是去见他的小老婆。“不久，军需官就找来了，团长的父亲说我没有来过。团长的小老婆听到军需官来了后，赶紧把我藏在一个大衣橱里，并锁了起来。”

    后来，军需官问完敌团长的父亲后就走了。团长的小老婆把钟发镇放出来，并帮忙找人给他写了一个路条。钟发镇拿着路条入关后，往西安走，本来想到延安找部队，但日本人已经封锁了黄河，不准任何人通过。钟发镇只好取道洛阳，一路乞讨回到了兴国县长冈乡长冈村老家。

   “文革”时戴高帽游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钟发镇被捕的经历被“揭发”出来，他成了“叛徒”、“内奸”，被戴上高帽游街。

    钟发镇的两个儿子也因此受到牵连，大儿子是江西医学院的高才生，由于父亲的“叛徒”身份，毕业后无法分配；小儿子钟祥林则被剥夺了考大学的机会。

    直到1973年，“四类分子”的帽子没有扣上，红军身份也没有确认。钟发镇十分着急，下决心一定要得到一个明确说法。“公社、县里都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后来到了江西省民政厅也没有解决，直到写信给中央，徐向前、李先念两位首长接到我的信后，立即签上意见，最后才算解决问题。”

    采访中，钟发镇声如洪钟，滔滔不绝，不像个87岁的老人。老红军的小儿子钟祥林说，其父的身体一直不错，就是脚有点毛病，是过雪山留下的后遗症。钟老的精力也很好，尤其喜欢搓麻将，有时一搓就是三四个小时。